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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中兴和宁德时代的维权艰辛路(态度决定一切)

作者:吴征

逍遥镇胡辣汤、潼关肉夹馍、库尔勒香梨商标维权争议,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凌晨的澄清中,终于告一段落。留给知识产权界的几个问题值得再次回味。首先,从结果来看,这次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出手可以说直接解决了社会上的各种非议,也意味着在中国,来自政府机构的行政执法或是一条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知识产权纠纷解决之道。这一点,可以横向比较我在上篇中提到的美国在处理类似事件中的做法,针对所谓的专利流氓MPHJ公司对美国全国发起的16,000多封侵权律师函,要求缴纳许可费的事件中,通过司法途径整整打了四年,即使是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介入,也只能依据其职权对其虚假陈述发布了禁令。这么比较下来,中国此次的行政出手,还是起到了更好的效果。而且从国外专利权人对中国市场的试探来看,也有非常知名的NPE尝试在中国通过行政裁决的手段达到其专利许可的目的,具体可参见《买华为中兴专利告美企,不去法院而是要求行政执法!?NPE的风向变了?》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未来在中国还是大有可为,但是要把握好边界,否则立规矩容易,想要再改变就会非常困难。

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高通当年在中国反垄断调查时,其许可费率从5%降到3.25%,以及承认其他一些不合理问题,最终才减免更高的处罚。而这个由政府背书的3.25%“黄金底”,确实在当时帮助国内企业节省了不菲的专利许可费支出,但是从长远来看,似乎也成为高通向中国企业所谓“合理”收取专利费的“尚方宝剑”。这也使得高通在5G许可费率上直接变成3.25%起,看似与4G/3G相比,并没有增长,但是随着其他企业尤其是中国企业的崛起,高通的实力和技术贡献是在相对下降的,但是高通的专利许可费率不变,甚至还有可能未来20年都会是这个费率,这会合理么?

所以,现在来看,打破这个“范式”似乎变成了一个比当初高举反垄断更困难的一个问题。

上周,有媒体报道了清华大学在研究专利联营与反垄断机制完善的课题,非常好的一个事情,类似话题只有越来越多的探讨,才会促进中国在知识产权反垄断问题上的更进一步。但是从文章初步透露的内容来看,课题成果之一有要建议中国监管部门仿照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司的“商业审查函(Bussiness Review Letters)”的方式,设立事先的反垄断评估机制。这种方式好与不好,背后有什么更深层次的意义,有兴趣的可以报名明天清华大学的线上研讨会

可以看到,中国的知识产权规则,受西方影响还是很大的。但是中国目前对于自己的知识产权国情研究又不足,导致大部分需要缴纳许可费的企业实际上只有自己“裸奔”在一线,政府和行业的帮助非常有限。是他们不想帮么,恰恰相反,中国政府和行业协会应该是全世界最希望帮助企业成长的,也正是因为我们固有的思维,要去帮助弱者,扶弱惩强,才会有众多胡辣汤、肉夹馍的店主不用再为商标侵权而烦恼。

这种惯性思维,加上中国近代史百年的被侵略的烙印,使得在知识产权上最直接的第一反映就是:凡是国外来找中国企业收专利费的,都是“坏人”。这从早年的DVD、MP3等时代表现的最为明显。即使近二十年中国知识产权的宣传和普及已经非常有成效,但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有时很难祛除,即便是在当下,当有媒体报道哪个国外企业和机构又向中国企业收专利费了,也会引发一轮“爱国讨论”。实际上,对于还在发展中的中国而言,尊重知识产权已经成为未来二十年经济增长的必选项了,这也是为何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动知识产权,加强保护的重要原因。而且未来中国只有同世界捆绑的更紧密,而非被迫的形成G2体系,才会有更大的发展,这种与世界交流离不开与国外先进技术和专利的交叉使用,所以知识产权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企业也需要成长,也需要从一个专利被许可人的角色变成专利许可人的角色,现在华为和中兴,都在向这个方向转变。但是在转变的过程中,却会遇到上述中国固有思维的困扰,就是当你从当年被迫需要交给国外专利权人费用的角色,变成你要去收别人的专利费,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如果是去收国外企业的专利费还好,应该很多人都会认为是扬我国威了,但是如果华为、中兴想去收中国企业的许可费,可能类似胡辣汤、肉夹馍行业协会的非议就会接踵而至。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一个中国企业,甚至是行业老大,怎么可以向其他的中国中小企业收取专利费呢?这不是恃强凌弱么?如果连这个舆论关都过不了,中国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奋斗了二十多年积攒起来的专利储备,恐怕在国内就要“打水漂”了。而如果陷入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国真正会玩专利的人都无法从投入巨资的专利布局中实现价值的反哺,那么中国近年来火热的“专利运营”恐怕也只能是一场空中楼阁。为什么要拿华为、中兴和宁德时代做案例,实际上从三家企业各自的诉讼经历中,就可以看到当前在中国的这种维权无奈。1. 华为

最早无奈的一定是知识产权走的领先的企业。当年华为与中兴在国内和国外先后以专利侵权的名义“大打出手”,这应该是中国第一次有两家世界级体量的公司进行的专利战,可以说在10年前(2011年)那个时间点,还是让很多国人“大跌眼镜”的。

这场波及多国的专利纠纷,整整打了6年。最终在2016年底,两家公司终止诉讼,达成和解。期间,两家公司在欧洲的诉讼,达成了SEP领域的经典案例。专利战本来反映的是一场简单的商业竞争,但是在国内案情发展因为涉及一些中国特色的“保姆关心”和舆论影响,两家逐渐放弃了国内市场的纷争,转而聚焦海外的诉讼。经此一战之后的华为,此后就很少再主动出面以起诉的形式状告中国企业了,直到2019年“非洲之王”传音上市前夕。舆论的声音又一次将华为置于企业上市前的“拦路虎”,为了一张壁纸就要价“2000万”的舆论漩涡中。专利维权非但没有为华为赢得声誉,反而将其置于一个强者不应欺负弱者的境地。

这就是中国当下知识产权环境的一个缩影。在舆论的加持下,普通老百姓已经很少考虑知识产权是不是侵权的实质问题了。所以当华为这样一个中国知识产权的典型标杆在国内行权都会“瞻前顾后”的话,说明中国的知识产权普及之路还任重道远。作为企业而言,华为每年数十亿的专利成本投入,很多情况下就是不见回报的。像近日Pateixa联合PRIP Research发布的《2016-2021年中国企业在美专利授权量榜、专利律师费榜、单件专利成本榜(TOP 10)》华为过去五年在美国获得10,273件授权专利,华为为此付出的专利律师费和USPTO官费就超过1.61亿美元,这超过了排名第三到第十位中国企业的总和。而华为已经没有美国市场了。这让华为在美国成为了一个纯正的NPE,所以采用华为技术的美国Verizon,华为向其索赔10亿美元专利费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了。手握全球十万件授权专利的华为,在知识产权变现上,有没有压力?肯定是有的,尤其是在实体产业受到美国制裁和打压之后,让华为在智能手机上彻底变身为一个NPE,所以华为会在今年初推出5G许可费率,并在一季度已经进账6亿美元,但是下一步要不要向国内企业收许可费?怎么收费?恐怕是个好问题。这碗胡辣汤,不知华为会何时端起来。2. 中兴与华为暂时还可以收割苹果和三星的国外企业相比,中兴面临的压力也很大。如果专利货币化的路线像华为一样选择收割国外企业,虽然从专利实力上较华为稍逊一些,但是凭借中兴的专利体量和质量,也还是可以要上价的。但是这个价格怎么要,中兴一直并未官宣5G专利许可的费率。从其近来对中国企业发起专利诉讼来看,似乎这个费率想要让法院协助给裁决一下。中兴端起的这碗国内的胡辣汤,好不好下嘴,只有当事人清楚了。中兴在准备这场起诉国内企业的首秀之路上,也可以看得出是倍加小心。但是从最早网络上被泄露出来的起诉书门,实在是有点让人大跌眼镜。近两天,我们又看到了围绕此事的一些评论声音,但是公众依然不清楚这家被中兴起诉的中国企业到底是谁。这件事的整体感觉就是,或许对于媒体曝光专利维权的行为,尤其是向中国企业挥舞专利侵权和专利许可大刀的行为,还是有些顾虑的,这与我们开篇所提到的中国企业在从被许可人向许可人转变遇到的中国知识产权环境落后是相关的。

这么看来,在中国当下做个专利维权的斗士还是需要些勇气的,外部环境并不是太好,尤其是舆论的导向,使得一些权利人有“瞻前顾后”、“投鼠忌器”的感觉。当然,也或许是中兴在下一盘大棋,我们还没等到高潮罢了。3. 宁德时代

宁德时代现在可能也“不得不”端起了这碗胡辣汤。在先后与江苏塔菲儿和中航锂电的专利维权中,舆论上一些质疑宁德时代凭借垄断之势,“杀气”太重的议论纷纷而至。

近日一篇文章更是将宁德时代与特斯拉在专利上的态度进行对比,用马斯克推特的“七步诗”中“相煎何太急”,以及特斯拉开放专利的做法与宁德时代专利维权相比。

这更像是硬生生的道德审判。实际上,拿马斯克的理念可以怼任何一家重视知识产权的企业,但是反过来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成为特斯拉,所有企业家都能成为马斯克。所以如果专利制度都这么搞,到底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实际上马斯克也并没有否认要尊重知识产权,可以看看哪个国内造车企业像特斯拉传闻的一样加入了汽车专利池Avanci了。特斯拉即使在缴专利费的同时,依然在一直在降低汽车的制造成本,这或许才是中国企业学习的地方。当然,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了有关宁德时代在垄断地位行使专利维权的行为,这绝对是一个好议题,尤其是针对宁德时代这种占据50%以上市场份额的企业,世上少有,但是能否就此认定宁德时代居于垄断地位就否认其维权的权利?

这与作者看来并没有分清反垄断与专利的边界和作用有关,包括商品市场和技术市场的关系。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专利与反垄断:一个“鼓励”垄断,一个“限制”垄断》有过初步的探索。但是中国目前在知识产权反垄断的立法上还欠缺很多,未来一定是通过更多的案例,甚至是国内企业之间互诉的案例来完善立法。4.结语

胡辣汤、肉夹馍事件背后让人思考和反思不仅仅是要保护实施者的利益,更是权利人的利益应该如何保障的问题。这一问题会在日后的专利行业中,越来越普遍,通过司法途径打出一套中国标准或许是一条可行之路。但是目前在中国做权利人是需要一定智慧和勇气的,其中最大的一道难关就是要面对汹涌而来的舆论考验。舆论审判或许只能解决道德问题,但却解决不了根本的法律问题。如果更多的国内企业之间的纠纷都止步于舆论,而非法律,中国就缺少了运用司法体系建立全球知识产权规则的机会。

这一点在美国的历史发展中体现的最为充分。美国知识产权的强大不仅在其源源不断的创新能力能够产生的众多知识产权,更是在于强大的司法和行政保护体系,在不断的通过行政纠偏和司法判例确定行业的边界和规则。美国企业之间并不会因为互相起诉,而过度背上道德的枷锁或是舆论的审判,因为尊重知识产权只有一个标准:侵权就是侵权了。这就会促使更多的人去追求真正的创新,而不是等待别人创新出来,去复制赢利。而美国国内企业之间在知识产权上的不断诉讼,也进一步巩固了美国制定全球知识产权规则的能力,就像甲骨文和谷歌在JAVA API上的世纪争夺,基本奠定了全球在这一问题上的治理规则。所以无论是反垄断与知识产权,还是标准必要专利SEP与合理、公平、无歧视FRAND原则,这些都是在不断的司法较量中,逐渐固化下来的,美国企业之间相互起诉的并不少见,而最终转化的就是美国对全球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企业非但没有因为知识产权诉讼而变得虚弱,反而是越来越强大。所以,未来中国企业不应该仅仅面对国外权利人需要中国的司法审判锻造中国标准。实际上,中国企业之间在国内解决知识产权纠纷,只要“以德服人”,同样可以锻造出一套能够被世界普遍采用的标准。就像宁德时代与中航锂电之战,会不会打出一套适用于全球的锂电行业专利许可标准,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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